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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传播学视角下微博情绪化传播探讨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2-01-10  

  微时代自媒体的大热为民众自我表达和积极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舞台,微博等网络舆论的发展对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伴随而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网民的个人情绪化表达与传播,这对于公民社会和理性表达是个阻碍。本文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剖析微博传播中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等对话与构建社群属性的途径。

  微博是完全不同于大众传媒的自媒体,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与获取的开放式平台,不仅仅在信息传播上是即时的、自主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微博用户自成一统,成为一个微社区,微博用户间的关系呈交互式形态,关注与被关注均是源于社会关系。因此,微博传播平台是一个高度自我和基于个人中心性的关系的呈现,这一全新的传播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话语模式,也正是这样的“自我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带来了传播的情绪化表达与个体情绪的社会化传播问题。任何媒介都是一把双刃剑。微博情绪化传播带来信息环境污染与失衡,并一定程度上虚幻出社会幻觉、社会行为的盲目与冲动。这一逆转性的后果往往是出乎所料的,美国著名新闻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人的行为已经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1]。

  微博信息传播中大量未经考证的信息与个人情绪化表达更容易引起民众的转载和关注,留言和谣言的长尾效应由此被放大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不时发生,例如在钓鱼岛爱国意识表达中,个别微博意见领袖、网络红人对“钓鱼岛”事件“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对“反日”观念和行为进行调侃、戏谑,此舆论漩涡卷进了“沉默的大多数”,直接诱发了“打、砸、抢”恶性事件。一直以来类似的网络暴力事件也从未间断,从郭美美事件到韩寒现象,再到钓鱼岛暴力上演。这些事件的出现也并非偶然,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传播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与意识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新媒体之下的传播环境的一个回应和感知。

  微博使用的个人终端化,让我们每个人变成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民众的自我表达意识在微博的自主平台上得以实现,思想意识的表达前所未有的强烈。话语表达体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建构和维系其社会身份的自觉意识。布尔迪厄在构建阶级框架的过程提供了一种符号化的身份模型,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差异除了依据经济利益外,在社会荣誉的天平上的排列使得关于个体才能、天赋、秉性的意识形态被强有力的合法化,更易识别[2]。微博信息传播中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本——信息资源的新旧媒体人以及专业、资深人士,他们发布信息并对新闻时事与热点进行个性化与多角度评析,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网民的参与与积极互动、转播等形成了舆论的漩涡。这种舆论的漩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微博意见领袖们文化权利的场域,所以,意见领袖身份特征的构建实质上是现实社会中的权利与权威在微博传播中的彰显[3]。

  微博舆论表达对于社会身份的合法化路径更深刻的是体现在群体身份与意识的同化过程中。微博传播中,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与评价的指标即为正义。正义成为微博意见领袖们的“包青天情结”唯一的道德货币;在社会道德规范的折射下这一正义道德货币被合法化并在舆论的发酵中得到强化,人们通过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或解释,或者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事情的描述来维系、增强或保护其身份意识。

  神圣的目的也要依靠神圣的手段来实现。微博中的精英和名人们在身份的维护建构中却往往是以语言暴力的绝对权力来实现的,屡屡道德失范,互相攻击、谩骂。在韩寒事件中,“挺韩派”和“倒韩派”目标一致且都有道理但是却吵到一起,打口水仗。这样的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借助一个接一个的新闻与社会事件不断上演。微博的影响力不是靠谩骂得来的,它是基于对真相的探求和理性表达。

  人类的幻觉最早来源于对自然的敬畏,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不再相信神灵,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哲学幻觉一度掀起风潮。进入现代之后,社会制度问题及其讨论甚嚣尘上,当民众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时,所有的弊病就被归结到制度上。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但实际情况却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于是民众开始憧憬,甚至用暴乱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幻觉[4]。这种幻觉往往借助于民主、和平、爱国等口号和套话来激发民众潜意识里的期望并传染开来,而民众的自身利益并未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民众的话语和意识也并未能够有效沟通和交流。

  布尔迪厄在其电视研究著作《关于电视》中曾经提出过“快思手”的概念[5],为了适应微博的速度,意见领袖被迫成为“快思手”。意见领袖迫于微博传播特质的压力,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评判是否深入,是否能辨别真伪就有待考量了。同时,网民对意见领袖的舆论易神化和盲目迷信,这就促成在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微博传播群体没有足够的推理能力和批判精神,当然也不能对事实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折点,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思维的僵化以及制度上的问题经由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凸显了出来,民众生存压力大,对一些地方政府政策有意见的,而肩负着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功能的大众传媒新闻报道中屡屡失信于民,各种片面、感性的认知和来源不明的信息裹挟着社会新闻事件不断聚合、增强,在社会中蔓延、感染,情绪掩盖住了理性的分析和评判,尤其是微博的裂变式传播特质促成凡此种种的群体幻觉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染与发酵,某种程度上带来抗争情绪的积聚,网民越发“犬儒”,这必然带来社会的高度不稳定。

  艾伦·门德尔松在评价麦氏《理解媒介》时说,如果你手捧《理解媒介》,用“电子媒介”这个包罗万象的语词去取代他书中的“电视”,那么,他所谓的新技术使人产生社群感觉的观点在今天就很有现实意义了[6]。这一论断对于理解当下微博在创建社群的新功能上有很大的帮助。

  网络成为现实社会人们生存与活动的“另类空间”——网络社群或者虚拟社区。阿瑟?阿姆斯特朗指出,“虚拟社区”就是一个供人们围绕某种兴趣或需求集中进行交流的地方。对于微博使用者来说,微博的世界就是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的一个社区。所以,微博中网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应当是团体经验和社会规范的直接或间接的传递;个体要不断地建构自己的实践能力而不是作为被动的旁观者,逐步发展到核心的参与,确立自己在团体与社群中的身份和自我价值感[7]。这也是网络虚拟社群、微博社区确立和完善其自律机制与价值规范的根本路径。

  社群的维系依赖人际间的关系建设。现实社会群体就其传播行为来看,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有较稳定的群体结构和一定的行为规范;(2)成员间相互依赖频繁互动;(3)有一定的目标和成员的协作分工;(4)群体成员有归属和认同。网络虚拟社群在互动与群体归属、认同等方面是对现实社群的超越,但是,当下微博社群以及意见领袖中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结构与目标是缺位的,当然也就不能自觉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除了当下的貌似合理公正的“正义”道德筹码。

  但由于当下微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微博中无论是对占据着信息传播资源的意见领袖,还是对一般的微博用户来说,社群自律意识都是比较缺乏的。加之微博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影响了传者传播方式和接受习惯,平等观念得到提升,去中心化特征为微博带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使得微博的平民化和草根特性更加凸显,精英阶层在影响力建构需求下也出现话语权力的下移。显然,这种话语的下移不利于构建微博公共话语空间。由于微博社群以及意见领袖中个人情绪社会化传播有效控制的社群结构与目标的缺位,不能自觉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无法形成理性、建设性的话语空间,无法实现自律、约束的共同社群价值取向的形成。

  由此可见,微博公共新闻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流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既有微博使用者的主观误区,也有微博传播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当下发展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这些因素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微博空间的交流是非理性的,也是非合理的,更多的是情绪化。

  微时代传播环境下,我们要建立起相应的传播价值规范,在此基础上微博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的交流和沟通,求得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促进微博话语表达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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